近年来，随着抗日战争研究的日益深入，日本民间所藏与国内的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等数据库所展示的战争资料，包括联队史、大队史等部队史著作，日本老兵的回忆、战争访谈等，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形式多样的历史记录反映的时代面相，为抗战史研究展现了更丰富的历史细节，也为研究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等重要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

　　持久抗战的根本动力在于民族的坚持抗争，而日军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曾任关东军参谋副长的松村知胜回忆，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基本立足点，是轻视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日本军官群体普遍认为“汉民族没有国家思想，是一盘散沙的民族”，“不相信中国有民族意识”。参谋本部作战参谋井本熊男回忆，当时日本陆军几乎都认为“中国是分裂的弱国，无论如何都无法统一”，以武力打击“百分百”能使之屈服，“做梦都没想到会陷入对华全面战争的泥沼”。而陆军省与关东军对中国民族性的研究，将普遍“随大流”“事大”“缺乏国家观念和责任义务意识”等视为中国人的民族性，且认为中国不擅持久战。即便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参谋本部分析中国的持久战能力，仍认为由于中国缺乏近代化的组织体系，民众无法坚持抗日意志，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消耗战战略，将演变为一心后退的逃跑方针。

　　在打破日军战略预期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发挥重大作用，改变了战争全局走向。战时日军内部秘密资料《中国军队的作战》总结道：“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将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包括第一阶段将日军引入内地，使之陷入消耗战；第二阶段将与日本扶植的伪政权相对峙，整顿国防态势；第三阶段则结合未来的国际变局，寻求转入全面反攻。“中国事变的发展，完全如中国共产党所言，完全向敌方企图的方向发展”；中国在抗战中整合了国内各种力量，寻求着转入反攻的机会；而日军则在侵华战场陷入僵局，其正面进攻所占领的土地，在民众的反抗下“成为共产党的地盘”。

　　战争形势之所以向中国共产党而非日军预言的方向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动员人民群众。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在战争实践中，日军也逐渐意识到“共产党的力量的源泉”，在于“与民众的联系”。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党、政、军、民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是敌后战场存在的重要基础，“至少有五十万完全没有武器的民众团体对共产军的军事行动提供直接、间接支持，搅乱我方治安工作，要评价共产军的战力，不能忽视这一事实”；日军作战参谋井本熊男感慨，“中国民众拼死协助中共军队战斗，连女性与儿童都在战火中挺身而出，从事弹药运送和粮食补给工作，我军要防止中共势力渗透是很难的”。

　　为切实控制占领区，日军在武汉会战后着重防范“占领区内部的治安剧烈恶化，特别是中共党军将全力进行渗透”的情况。参谋本部向敌后战场优先“配置充足的兵力”；而在正面战场“根据敌我形势，将配置的兵力限制在所必需的最小限度”，仅分别在武汉和广州周边部署第11军与第21军，部署兵力仅为敌后战场的半数。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上书反对这一方针，主张“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也不在于混杂有大量杂牌军的二百万部队，而仅在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黄埔军校系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军”。

　　第11军老兵德津准一在回忆录中提出完全不同的说法。他认为该部虽主要进行正面作战，但相较于“四面包围日军却完全不尝试夺回被占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真正让日军“在疲于奔命中削减战力”，从而陷入“消耗战”的是“共产党的新四军”，“他们不断利用巧妙的游击战战法，主动渗透日军占领区并挑起战斗，这样的战略说来确实卓越”；德津准一感慨，共产党军队相对于日军的灵活性源自民众的支持：“如果说人民是水，共产党及其军队就是鱼，在无穷无尽的水中游动的鱼。像这样的鱼水关系，正是人民战线的根本”。有日军联队史称，之所以在与八路军的作战中不能占得先手，因为中国民众会把日军动向随时报告给八路军，而向日军报告八路军情报的几乎“完全没有”。

　　日军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民心的争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裕仁天皇之弟三笠宫亲王牵头调研日本侵华为何陷入被动的课题，发表《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省》讲演，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视为日军失败的重要原因：“日本一扫华北中国政治行政机构，形成真空状态后”，却迎来“中共的猖獗”，归根结底在于“日本式政治”不得人心；“中共对男女关系极端严格，绝无强奸等事；对民众的军纪极其严正，日军完全无法相比”；中国共产党干部与士兵都拿着低收入，军民关系平等，饮食也极为简陋，“在接待时绝无烟酒”；而在民众被日军掠夺，只能“靠野果与草维持生存时”，日军上层却普遍纵情酒色，上下差距云泥之别；三笠宫感慨，“如果这种情况下中共还不猖獗，真可谓世界七大奇迹之首了”。

　　日文资料中的历史细节，足以管窥日军失败的必然原因。日军内部报告提出，向冀东各县代表询问“冀东民众实际上喜欢八路军还是日军”时，多数人不敢回答，“有一人代表大家说：‘八路军来村里宿营，晚上就睡在院子和走廊上，早上还要打扫干净才出发。再看看日本人和他们带的中国人，就算村里有八路军的工作员，他们也无暇以顾，忙着在富豪的家里搜取财物，掠夺女人’”。“中国民众对只凭力量不顾道义的压迫者……会进行执拗的反抗、执拗的复仇，这是满洲事变以来的经验屡屡所证实的”。日军投降后，华北方面军有军官总结，之所以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中彻底失败，关键在于共产党争取到了民心，其强大之处正在于此，华北民众几乎“清一色”地选择了坚定支持共产党。

　　日文民间资料中蕴藏的历史细节，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铸就血肉长城的壮丽征程。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